现时零售药店利用网络问诊软件开出的电子处方，是否符合GSP认证的要求，却是相关法律法规尚未明晰的。这种监管细则中的空白，给监管人员带来一定的工作困难。如果药店只是单纯地利用电子处方进行“事后补单”，先卖药再到软件上随便找一名医生补开处方单，以逃避主体经营的责任，那么作为监管人员，是否可以判断这种行为属于数据造假？如果是属于数据造假，又应该如何判断是药店私自开出处方单，还是群众同意下协助开单？目前法规仍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。
浅析零售药店电子处方——是医改数字化的前缀，还是零售药店的过墙梯？
作者：梁老
近日，南方都市报上一则新闻《广东首家医院实现处方流转！医院看病后可药店买药，或送货上门》，让“电子处方”再次进入群众的视野。“我到药店买个药还需要医生处方？”这不少老百姓到社会药店购买处方药都有的疑问。
事实上，从2016年起购买处方药必须由药店执业药师进行处方审核，这是零售药店GSP认证规定中的重要条款之一。然而，这一条款却一直未能真正普及。首先，经营成本和执业医师的缺口，很多药店仍是采取挂证的“缓兵之计”，执业医师实际并不在岗，销售人员也不懂得处方审核。其次，“购买处方药必须保留处方”这一认识，只在药店经营者群体里流传，而经营者往往就将其看作一种通过GSP认证关的手段。而社会上对此认识的宣传却缺乏，很多群众也不知道什么药需要“凭处方购买”。所以，当药店销售人员要求购买处方药的人出示身份证和处方时，买药的人就不理解了，甚至一气之下就不光顾了，这对药店销售都会造成影响。因此，为避免失去客户，很多药店对此规定都是“阳逢阴违”。
可是，面对药监部门和职业打假人的双重监管，处方药销售变成了“无法进退的围城”。这时候，一些大型连锁零售药店机构看到了“电子处方”的曙光。当发现通过网络问诊的软件，5分钟即可以开出处方单，这些连锁零售药店是毫不犹疑地使用这种方法。一方面，可以为没有到医院取得处方的客人开出处方单，免去了客人的麻烦；另一方面，也应对了药监部门的监管，免去自己的麻烦。作为监管人员，笔者就碰见很有趣的情境：每次问起是否保留了处方都闪闪缩缩的店员，忽然很自豪地向笔者介绍一个网上问诊的软件，说可以帮助客户开出处方凭证。
百度搜索“电子处方软件”共有511,000个相关的记录，其中相关软件有常见的“丁香云管家”“微医”等，甚至还有“假处方生成器”，利用这些平台或者软件，药店便可以轻松取得处方药电子处方。以东莞为例，目前可见零售药店对处方药销售处于两极分化的状态，如东莞国药，大参林等大型连锁药店毫无例外地使用电子处方，有效地冲出了监管围城；而个体药店却在监管人员责令整改甚至处罚中喘息，找不到出路，有些个体药店因为受过处罚，直接把心一横，不再销售凭处方购买的药品。
但是，现时零售药店利用网络问诊软件开出的电子处方，是否符合GSP认证的要求，却是相关法律法规尚未明晰的。这种监管细则中的空白，给监管人员带来一定的工作困难。如果药店只是单纯地利用电子处方进行“事后补单”，先卖药再到软件上随便找一名医生补开处方单，以逃避主体经营的责任，那么作为监管人员，是否可以判断这种行为属于数据造假？如果是属于数据造假，又应该如何判断是药店私自开出处方单，还是群众同意下协助开单？目前法规仍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。
电子处方的出现，可看作是医疗行业数字化的必然趋势。西安食药监、四川食药监、广东食药监多地亦出台了相关的试点政策。譬如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的《促进“互联网+医疗健康”发展行动计划（2018-2020年）》里就提及：“允许医疗机构使用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，在实体医院基础上，运用互联网技术提供安全适宜的医疗服务”；“支持医疗卫生机构、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搭建互联网信息平台，开展远程医疗、健康咨询、健康管理服务。”
可见，在医改大背景下，随着医药分离、控制药占比等政策的出现，鼓励了医院处方外流，而处方外流也催生了电子处方这一产物，成一条条相关产业链。目的就是引导网络诊疗发展，推进处方信息共享，打破医疗机构信息孤岛，探索医疗机构处方信息、医保结算信息与药品零售消费信息互联互通、实时共享。
如果电子处方的使用一旦普及，将为群众生活带来更多的好处：长期慢性疾病患者可向在线医生求医问诊，再持网络医生的处方在社会零售药店买药，减少在医院排队等候的麻烦；医疗机构可形成购买处方药记录的大数据，看病时医生可以自动调出病人使用处方药的记录，方便医生更好的判断病情；疾控机构或者社区可以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，通过处方药销售情况来监测某一区域病情风险。
目前，新兴电子处方的弊端不可忽视，但好处也显而易见。电子处方如果能完善发展起来的话，对广大群众也是一种福音。权衡利弊，究其原因是现时药品监管法律法规跟不上新生事物发展的步伐，而作为监管人员，不能因为监管细节的空白而扼杀新事物的发展。期待政策制定者尽快对电子处方的监管细节进行明晰，对电子处方折射出医改信息化的未来，我们也拭目以待。
